当一线城市的弊端逐渐显现，而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却为适龄劳动力建设好筑梦空间、向人们抛出橄榄枝时，人才掉头向“西北飞”的结果似乎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所做出的努力与短时期内的显著效果，所以大可不必着急惶恐认为二三线的家乡终将衰落，而我们或是后代子女只能面临仓促逃离的命运；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要想真正留住人口，仅靠政策是不够的，还要从城市自身发展做调整。总而言之，希望这场“抢人”大战不仅仅是对当下问题的适时反应，更是改变人才流动方向、促进二三线城市长足发展的契机。
2017年9月，一篇名为《我很恋家，但山西留不住我》的文章在朋友圈中广泛传播。而这种大量的转发不是心血来潮：对于大部分即将上大学的人来说，9月，代表着离别。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北京、上海、陕西、湖南是985和211高校分布最丰富的区域，而这三个省（市）的高考报名人数却并不在前列，北京和上海两市的高考报名人数更是排在所有省(市)末尾；与此相对的，没有985高校或是只有一所211高校（两者基本对应）的12个省（市）中，绝大部分都属于“高考大省”，其中以只有一所211高校却有近百万高考考生的河南省为最。
“我考虑过许多城市，唯独没有山西。”2018年山西高考应届生刘佳欣说，而这种现象也是很多“二三线”省份的高考考生在报考志愿时都会面临的尴尬。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显然的：985、211高校在各省分布数量与其高考报名人数的不匹配与不协调，使得在高等教育上示弱的省份对人才吸引也呈现弱势。
人们对《我很恋家，但山西留不住我》这篇文章的大量转发除了表达一种共鸣之外，还有对于家乡劳动力大量外流现象的担忧。而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大量优秀考生高考后“出走”，似乎暗示着大量优秀人才正在离开实力显弱的家乡。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我国规定男子16岁～60周岁，女子为16岁～55周岁）开始长时期增长以来绝对数量的第一次走低，之后更以每年三四百万的速度递减。
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波动变化是长期的，劳动人口变化的深层原因与人口出生率变化密切相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自2000年来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少于退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所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
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专家预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会呈现减少趋势，一定有一些城市会承担由于劳动人口总量削减带来的后果。
不难看出，在2011年-2015年“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在GDP总量上呈压倒性优势，其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工作环境与劳动数量的正向循环，使得这些城市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
2017年7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接受《成都商报》采访中提到城市核心正由资本向人才转变，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现如今，不同省份为了能够持续发展，对于劳动力人口的需求会更加紧迫，对于人口流动的变化也会更加敏感。
人们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四方就是‘北上广深’。”长期以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小城市青年寻找机遇和实现梦想最先考虑的地方；我们也不难发现，直到现在，这四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和城市劳动力数量上仍具有优势。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导致的住房、交通、医疗以及交通压力等“城市病”和青年们低城市归属感交织，又使得青年们在主动成为“北漂”“沪漂”“粤漂”“深漂”与被迫逃离“北上广深”之间游离。现如今，与几年前被迫逃离的无奈相比，新区域崛起和对人才的渴求使得青年有主动“逃回”在二三线城市的理由。
2017年到2018年，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密集推出各种“抢人”政策，政策内容包括住房保障、优惠落户、配套设施完善、现金补贴等等方面。各市各出“奇招”：南京市推出了“面试补贴”，标准为人均1000元的政策；西安市发声明称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西安。
这样的“抢人”风潮并非偶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说：“总体来讲，中西部城市吸引人才，实施积极的人口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有积极的关系”，二线城市当年限制人口落户很重要的原因是担心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通货膨胀、基础设施压力加大等因素，会影响现有居民的生活水平。
很多人看来，“抢人”的本质是为了创新，而有了人才就意味着有思路、办法、途径，和资本对接就相对容易。这场“抢人”大战，使得人才的流动过去传统的政策上，变得更加有活力了。
计算方法：人口流入量=净增量-自然增长量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网
2017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不仅如此，近三年来，工作首选城市为一线大城市的青年劳动者比例也迅速下降，从 2015年的65.8%下降至2017年末的46.5%。而与此相对的，安徽、重庆、四川和浙江等省的常住人口量却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杭州、武汉、成都、郑州、西安五个城市人才吸引力最高，2018年离开北上广深的求职者，有35.5%的人选择了这五所城市。
陈耀表示，总体上，二线城市相对而言还没有出现过度集聚带来的大城市病的情况。而像上海、北京等地，人口密集越高，城市的房价就越高，自然就形成了一种高门槛，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收入低，进不去。因此，一线人口向二线城市转移并不单纯是户籍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梯度发展的结果，从一线城市梯度到二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去带动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逐步的发展起来，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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